人文學院社會學第十一期讀書會

周立明同學首先做了題為《<萬曆十五年>的解析與批判》的主報告，在主報告中，周立明同學首先對整本書做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他認為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刻畫的萬曆朝是一個全面失敗的一朝，是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在曆史的大失敗中，似乎每個曆史人物都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黃氏本書采用紀傳體的方式，主要記述了六個被曆史選定，卻又無法避免自身成為失敗曆史的悲劇人物，這六個悲劇人物是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和李贽。黃氏自己稱之為“大失敗的總紀錄”。然後周立明同學又在黃仁宇先生大曆史觀的基礎上分析了這種大失敗的原因，他将原因總結為以下兩個，其一是道德的僵化，“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在明朝社會中似乎一切問題都與道德有關。但是道德是一種主觀性很強的社會規範，并且也沒有強制性的懲罰。他認為明朝将道德用至極至，将道德意識形态化。以孔孟之書作為選士的參考教材，将朱子的注釋作為标準答案。通過這一方法，将文人的思想牢牢地套在了道德的枷鎖中。最終的結果是整個國家和社會，自天子以至百姓，全都陷入了道德的陷阱，缺少生氣和彈性。其二是社會結構的缺陷，明朝的創業之君朱元璋，在洪武年間就已規劃好了整個帝國架構：以農業為基礎，将帝國劃分為若幹行省，各行省則分割成無數個小農村，全國人民限定在農村中過着安逸詳和的生活，即中國就是無數個農村的集合體。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這種觀點和錢穆先生的“四民社會”觀點是相一緻的，錢穆先生将我國傳統社會稱為“四民社會”，但是士、農、工、商此四民中，占絕大多數的是士和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士則是社會的統治階層，由此可見士和農是社會的兩極。周立明同學認為這樣的一種社會結構其實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社會結構，是一種缺乏大家都可能表達訴求的公共領域的社會結構。是一種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也即是黃仁宇所稱的“潛水艇夾肉面包”型社會。此種社會上不通，下不達，是一種嚴重危險的不平等的社會形态。

周立明同學引用梁啟超的一句話，即曆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而研究的目的卻是認識今天，所以周立明同學還探讨了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曆史的大失敗在現實中的意義，他認為中國延綿了兩千多年的傳統――農村型社會、農業型國家。即使時間跳到現在21世紀，中國還是處在這樣的一種傳統當中。當今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它方面也表現的一派欣欣向榮。但是這些似乎都還不足以說明根本性的變化。我國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可以說中國社會仍沒有跳出黃宗羲所說的“曆史怪圈”。反而有身陷其中的感覺，而且越陷越深。

最後，周立明同學對《萬曆十五年》做了一個方法上的解析，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1）他認為黃仁宇在本書中文字優雅别緻，想象豐富。字裡行間充滿了行雲流水般的浪漫。他以豐富的想象力構造出了萬曆朝的生活情景。但是從史學的傳統來講，黃仁宇的這種風格已深深的背離了史學研究。史學研究最講究“言之有據”，不能光憑着想象的天馬行空。（2）黃仁宇在書中的描寫集中在朝廷、統治階層、意識形态及社會制度方面。而忽視了人民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社會行動這一維度。這是研究社會，即使是曆史社會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這也是很多人批判黃仁宇的一個重要方面。（3）黃仁宇在書中充分暴露了他的強烈的目的論預設。黃仁宇是在美國接受的的高等教育，其思想帶有歐洲文明優勢意識亦是可以理解之事。但是在做學術研究的過程中，還是要保持一種客觀的态度，懸置先入為主的主觀偏見和前提預設。即韋伯所說的要保持價值中立，但是在黃仁宇的書中明顯體現出其強烈的進化論色彩。（4）《萬曆十五年》有一種類似于“蒙太奇”的寫作手法。很多處都是一種場影化、碎片化的描寫。他在文中選取的六個人物之間并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這使得一些保守的讀者無法接受。

随後，楊傑同學、尹振宇同學和周蕾同學分别對周立明同學的主報告進行評論，楊傑同學基本上同意周立明同學對《萬曆十五年》的解讀，并且從更細緻的角度來分析《萬曆十五年》，他認為黃先生用其優雅的寫作手法使我們從故事中窺探到曆史的真谛，對于其寫作中暴露的目的論與進化論色彩，根源還是在其受西方文化影響太深，而且經曆了戰亂的洗禮，他給出的那個螺旋式的曆史發展示意圖隻能用于表示中國曆史的發展，我國曆史就是螺旋上升發展的，其中布滿着斷裂與整合，在曆史發展過程中會甩出很多東西，也會包容很多東西，這就是曆史。我們應該立足于本土來研究中國曆史，之前的一百年已經借用西方的東西太多太多，而将西方數字化的管理模式在這個時候套到中國社會，實為不可能之舉。尹振宇同學則與周立明同學的主報告相關不大，他做了題為《變與不變：文官集團與時代的沖突及對儒學的社會批判――讀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評論發言，他認為黃仁宇用很平靜的語言道出了一個悲哀，這個悲哀就是，在一個以道德代替法律而且已經固化了的社會裡，個人無論向哪個方向努力，都始終無法沖破意識形态的牢籠，個人所能做的，隻能是作為一個異類，而社會就在反對“異類”的過程中，漸漸走向衰敗與消亡。但是這種悲哀或者說是傳統中國“曆史的大失敗”隻是作為利益集團的文官集團的失敗，并不是整個儒學體系的失敗。我們應該開闊眼界，不要僅僅局限于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放，而是要放到整個世界的人文關懷與終極意義上，如果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有着發散性宗教性質的儒學體系，其所倡導的正是社會的團結與整合，即不僅僅教育我們怎麼作為一個人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怎麼作為“人民”而存在。儒學體系一直以來的關懷，不是放在如何應對社會變遷上，而是在适應社會與整合社會上，從這個角度出發，當社會的物質生産條件達到一個足夠高的水平的時候，儒學體系的社會整合功能将會再次發揮光芒，這一次，如果抓住機會，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一個絕好契機。周蕾同學在周立明同學主報告的前提下做了題為《一個時代的終結：論明朝時期的道德、秩序與政治文化》，她認為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以其所著稱的“大曆史”觀，憑借對六個關鍵人物的傳記式叙事，對萬曆年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進行了斷面分析，認為“徹底地以道德代替法制”造成了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向的最大障礙。周蕾同學在此基礎上針對當時的技術、組織和意識形态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對社會結構産生的影響進行分析，指出“道德代替法律”實際上是社會秩序停滞的一個具象表現，個體能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對社會新陳代謝影響的下降才是導緻“四民社會”政治文化徹底衰亡的根本原因。周蕾同學還綜合全面地介紹了黃仁宇的大曆史觀，即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曆史”。從方法上來說，黃仁宇所堅持的這種“大曆史”觀深受布羅代爾和年鑒學派的“整體史”觀概念的影響，兩者均強調要将單一曆史事件的影響放置在一個長時段曆史中進行研究，因為“曆史的規律，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内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從其學術淵源上來看，黃所擅長的财政史學術圈也一貫強調要脫離對曆史事件的道德批判，而更多地從技術的視角去分析不同社會發展過程中曆史規律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并且她還從文官利益的形成、道德擴大化和道德困局以及無力的個體三個方面論述了萬曆十五年時期道德的停滞。最後，她将社會各界人士對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評價做了一個簡要介紹，她認為雖然各方對此書的研究結論和學術意義褒貶不一，但對黃仁宇所持有的“大曆史觀”和其所采用的技術視角卻基本上達成了較為一緻的評價，認為他所采用的這種“望遠鏡式”的觀察視角較之同一時期國際漢學界通常慣用的“顯微鏡式”的研究方法，确實在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上有所創新。

參加本次讀書會的其他同學也都就自己閱讀的《萬曆十五年》以及主報告、主評論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劉逸文提出申時行的“陰陽”觀點其實就是處理生活當中的公與私的問題，而儒家的道德體系是否能夠内部解決這個問題引起了老師們的關注。

針對這次讀書會，各位老師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與看法，并對同學們的某些觀點進行評論。

楊國慶老師首先對同學們的認真思考表示欣慰，但是也戲言這也是同學們在整個漫長的讀書生涯中的一個“大失敗”。楊國慶老師認為周立明同學讀懂了書中的内容，并對其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任何作品都可以批判，進行知識的批判，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批判的源頭，例如萬曆十五年，我們要了解黃仁宇是從什麼角度提出他的大曆史觀，他是受到黑格爾、湯因比以及法國社會年鑒學派的影響才提出種觀點，并且這種曆史觀主張放寬曆史時段，而不是局限在具體的片段情節中，也不能僅僅局限于地域曆史，而要将其置于整個世界的曆史長河中，即要從橫向與縱向、時間與空間的角度去看待曆史。黃仁宇是從技術角度去看待曆史，去看待中國明朝曆史，而韋伯是從各國宗教經濟倫理的角度來看待曆史，每個人的關注點、切入點不同，自然看到的面也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局限于個别的片段，而要從整體着眼，楊國慶老師認為同學們對大曆史觀的理解還不夠透徹，曆史不是細枝末節的問題，而是整體問題。楊國慶老師認為楊傑同學基本上都在贊同周立明同學的觀點，而沒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價值不是很大。而尹振宇同學論述另一個與書本關系不是很密切的問題，但是其思路很清晰，說的不錯。他認為尹振宇同學沒有從大曆史觀的角度出發，故而無法理解他的深意。最後，楊國慶老師對周蕾同學的發言進行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她的視野較寬，條理也比較清晰，但是論述具有迷惑性，在處理細節方面不夠嚴謹，但對整體把握得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