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院社會學第十二期讀書會
人文學院社會學系第十二期讀書會于2012年12月22日晚上18：00在41号樓四樓人文學院資料室如期舉行。本次讀書會讨論的書目是華裔曆史學家餘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參加本次讀書會的有人文學院鄭莉教授、楊國慶副教授、劉輝副教授、趙岩老師以及社會學系2012級研究生和社會學專業的部分本科生。本次讀書會由楊國慶老師主持并主評，主報告人為劉逸文同學，主評論人是馬巍巍同學和葉燕燕同學。
劉逸文同學首先做了題為《為知識人招魂―― 論<士與中國文化>中“士”的超越與局限》，她認為在《士與中國文化》中，餘英時先生勾勒出士人超越個人私利，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傳統，并分析了中國文化中“内向超越”之特征。他對“士”的研究，目的是追尋中國知識人的精神依歸和信念之源，從而對中國公共知識人的現狀作根本性的反思，并以此喚起當代知識人對中國文化重建和社會重建的擔當。她的文章分為四個部分，邏輯非常清晰。
首先，她認為知識人是文化重建的擔當者，并且認為餘英時先生對“士”之精神的追溯，對知識人的關注，都是以他根本的學術主張和關懷為基礎的，這是我們理解本書的關鍵所在。餘英時先生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取向的前提下來論述如何重建中國傳統文化之魂和知識人之魂，餘英時作為一個對中國文化有着深厚認同的學者，他認為人文研究的基本預設應是承認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中西方各有其發展的曆史道路。然而近代以來，面對西方的沖擊，人們急于去“對付西方的行動方式和思想形态”，“對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棄，繼而慌亂、病急亂投醫，不能冷靜、笃定地去整理、發現自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這導緻“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心态和學風。要認識傳統文化，實現文化重建，中國的人文學術研究就要立足于中國傳統。探尋“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在西方現代文化的挑戰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 ，赢得中國人文學術研究在世界上的獨立地位，是他一直的追求目标。但恢複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并不意味着“自說自話”，與其他文化的比較參證也同樣重要。在這個基礎上，當下中國也面臨着全面的社會重建問題，而它同時還是文化重建的問題。要實現文化重建，就“首先要了解中國文化傳統，并在傳統中尋找有助于現代化的精神資源”。這一主張源于餘對“傳統”的認識。他反對将“傳統”視為“現代”的反面，反對那種“必須掃除一分‘傳統’才能推動一分‘現代化’”的論調，認為“傳統”也曾發揮主動力量推動着中國的現代化。他還将“傳統”劃分為“硬體”和“軟體”，前者指社會、經濟制度，後者指價值和文化系統。近代以來，傳統的解體主要是“硬體”上的，例如封建帝制的崩潰，而“軟體”則處于一種“死而不亡”的狀态。所謂“死而不亡”，是強調傳統價值和文化（包括正面和負面），還在對現代産生的影響。由此，他堅信，現代文化重建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推陳出新之上，而絕非抛棄和清除文化中的傳統。
其次，她論述了“士”的超越，認為超越的實質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這種超越”可區分出兩層含義：一是針對個人的超越，即能夠超越自身私利和階級屬性，關懷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二是針對世間的超越，即以一個超世間的“道”或者“理”為權威，來批判和改造現世的政權和社會狀況。但是，餘也認識到這種超越并非拒斥現世，世間和超世間是“不即不離”的關系。實際上，“超越”的根本目的指向此世，它沒有使人抛棄現世去尋求個人救贖，反而給予他們跳出個人私利的動力，賦予他們深切的入世精神和責任感。他們求索的真理，不是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也不是脫離塵世的天堂，而是一種改造現世的理想世界。當然，在本書中餘英時賦予這種“超越”以宗教性，或許是為了便于與其他文化價值進行比較，提出他對“外向超越”和“内向超越”之分。接下來，她論述了超越的實現――以道馴勢，在世俗政權中處理“道統”和“政統的關系”，士“以道馴勢”，且“從道不從君”。先秦時期，“道統”獨立于“政統”，還充當了輔佐“政統”并為其正名的角色。然而，秦以後，“道統”的獨立性開始減弱，“士”的身份也逐步從獨立的知識分子轉為官僚。但餘英時認為，“士”的“超越”傳統仍然流傳了下來，隻是形式一直在流轉，并且認為入仕的“士”也不僅僅是唯君命是從，把官職當作謀生工具。“道統”為士人階層提供了獨立的評價體系，即使王朝更疊，事殊世異，“士”都能與“同道”的前人和後來者惺惺相惜。“殉道”的“士”能夠赢得生前身後名，往往是因為他們堅持“道統”而不願“曲學阿世”。這說明，雖然“士”在曆史中的階層地位并不總是一緻，但共同的文化價值卻使之産生了超時空的群體認同。更進一步講，“超越”之理想和精神構成了“士”這一群體的價值歸屬和身份認同，正因為擁有這一特點，“士”才成為中國曆史上源遠流長的傳統。
再次，她論述了“士”的局限性，剛開始她将餘英時對“士”的分析與韋伯的分析進行對比，認為他們存在兩方面的差異，其一是研究預設和目的不同，其二是方法不同。她認為餘英時将這種超越叫做“内向超越”，超越性的“道”不在外在的“天”，而在于人的“内心”。而這種超越也造成了兩種後果：其一是混淆了“應然”和“實然”，單純強調“士”之人格的理想化。士人向内尋求“超越”，必須不斷“反求諸己”，不斷在内心中反複诘問個人私利和需求。“重義輕利”成為規範性的人格，公共福祉是人生的最大追求，而一切不合乎道德的欲望都被視為“心中賊”。公共性與私利無法“陰陽”調和；其二是造成了“士”在“勢”面前的軟弱。“道統”沒有外在的組織去對抗甚至颠覆“政統”，“道”隻能求諸于心，而強大的世俗權力卻無所不在。所以，“天下無道”時，他們也隻有“仕”和“隐”兩條路，要麼“乘桴浮于海”，要麼“曲學以阿勢”。在專制帝制不斷加強的過程中，雖不乏不屈權勢的士大夫，但多數人是生活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的，政治高壓之下往往表現出“社會人”趨利避害的共性，隻能轉向内心尋求解脫和放達。
最後，她論述了士與現代知識分子，餘英時先生追溯“士”的起源，目的是追尋中國知識人的精神依歸和信念之源，從而對中國公共知識人的現狀作根本性的反思，并以此喚起當代知識人對中國文化重建和社會重建的擔當。這也是劉逸文同學的落筆之處，她認為，“士”的超越性，源于一種信仰，一種價值理性，這正是餘英時力圖還原和展現的知識人之“魂”。這種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在近代的梁啟超、胡适身上也依然可以看到。然而，餘英時卻指出，在傳統的士大夫過渡到現代知識分子過程中，在一系列曆史變遷之後，知識分子卻“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在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她認為，“‘士’的傳統雖然在現代結構中消失了，‘士’的幽靈卻仍然以種種方式，或深或淺地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身上”。餘英時先生追溯“士”的曆史，就是想在當代中國知識人心中喚起“超越性”的“魂”，期望他們能以超越一己私利的公共關懷去反思和批判現實，并承擔起文化重建和社會重建的責任。而隻有價值重塑也是不夠的，知識分子與“士”一樣，也必須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一是自身的獨立性；二是其個人私利、階級歸屬甚至民族身份與公共責任的關系。前者是思想自由的前提，後者是社會性矛盾在知識人身上的體現。總之，呼喚“超越”之精神價值，反思現實之局限，在“應然”與“實然”之間不斷求索，當代知識人任重而道遠！
随後，馬巍巍同學和葉燕燕同學分别對劉逸文同學的主報告進行評論，馬巍巍同學做了題為《謀道與謀食――中國傳統之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抉擇》的評論報告。馬巍巍同學認為在中國傳統中，學術和思想一直為社會指示着方向，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占據了樞紐的位置。而在今天，社會經濟決定論的新觀念盛行于世，人們對利益的追求越來越狂熱，不少知識分子已開始視文化為獲取利益的工具，他們很少會盡心盡力地去傳道授業解惑，他們繼續傳播着文化的真正動力是傳播背後的附加價值，稿酬費、補課費抑或調研基金等。追求财富無可厚非，但要适可而止，知識分子在傳播文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他們對後代的影響自然也不可小觑。現代的知識分子應該向傳統中優秀的“士”學習，需要招“魂”，将“謀道”也納入自己的理想中，不要沒有節制地追求私利以滿足自己的饕餮之欲。我希望現代的知識分子能夠找到自己與傳統之“士”的契合點，在謀道與謀食的抉擇中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葉燕燕同學做了題為《論中國文化中的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評論報告，認為士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具有以往“士”的優秀内在品質，他們之間具有一種内在的繼承關系。她認為傳統士人品格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有四個方面，一是主持正義；二是憂患意識；三是敬業精神；四是積極入世。
針對這次讀書會，各位老師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并對同學們的某些觀點進行評論。
楊國慶老師首先對三位同學的發言進行總的評價，他認為劉逸文同學的報告主題突出，論證明确，邏輯清晰，非常符合讀書會的要求，對她的觀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是需要調整視角，使文章更加的充實，以便以後的發表。他認為馬巍巍同學和葉燕燕同學有進步，但是沒有突破，隻是停留在梳理線索的階段，不是特别符合讀書會的要求，并且沒有針對主報告的文章進行評論。他認為同學們沒有實現讀這本書的初衷，沒有将這本書與上一次的《萬曆十五年》聯系在一起，這兩本書會将我們帶入史學領域與中國文化領域，認為選取的視角不同，看到的中國狀況自然也不同，黃仁宇先生從大曆史觀出發，看到中國明朝的萬曆十五年是一個失敗的一年，這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取向，而餘英時是自足在于内在的理路來探讨概念，根據證據向前發現事實，推出結論，他沒有任何的前提預設，也沒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從而還原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的面貌，啟迪中國的知識分子，重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身份。楊國慶老師認為，我們在讀書的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警惕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可以學習西方觀點，但是不可将其作為唯一的視角，因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我們容易受到西方視角的影響；其二是就理論本身探讨問題，而不要輕易判斷現實問題，不能隻看到表面的概念與線索，而要看到深層次的問題，這也是同學們所缺乏的。
鄭莉老師認為劉逸文同學的文章從形式上達到了學術論文的标準，但是某些方面還需要深入，例如兩種超越的不同，不同在哪裡，原因在哪裡？這些都是要深入挖掘的問題。她認為馬巍巍同學再談文獻綜述時，沒有論述她選定的知識分子界定的獨特性，各部分之間要具有邏輯性，表達觀點時要環環相扣，這樣才能更好地展開論述。
在場的各位同學也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從各個角度對《士與中國文化》的内容進行了解讀，老師也表示欣慰，并且希望同學們能繼續努力，讀書會能越辦越好！
